我的岳母
前几天岳母又进入了我的梦境，她对我说，想吃小米饭了。屈指算来岳母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六年了，二十六年来每当梦见她，她的模样都和活着的时候大不一样：健健康康的、满面红光的……俗话说，人有双重父母。岳母对我来说，比别人家的丈母娘多了一层特殊的关系。
一、那时候我叫她温姨
1964年我十一岁，从一个小镇搬到赤峰。家刚刚安顿好，家里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给我的唯一印象是——瘦。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满大街都是瘦子，但是没见过还有这么瘦的人，衣服穿在她身上就像挂在衣服架子上，袖管空荡荡的，裤管空荡荡的，走起路来整个人像是在飘。客人坐在炕上和我母亲唠嗑，母亲让我叫她温姨。
客人走后，母亲说温姨是她在翁牛特旗工作时的老同志，当年她在翁牛特旗可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来到赤峰后得了一场大病，动了几次大手术身体垮了，你看现在瘦得皮包骨头了。
随着两家交往的增多，我对温姨的家世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温姨的父亲出生在河北省平泉县，念过几天私塾，也算粗通文墨，给一家大户当账房先生。后来这位财主在宁城县存金沟开了一处买卖，只身来到宁城县，娶妻涂氏生育四个子女。温姨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都已经成家。温姨有三个孩子，怀第四个孩子七个月的时候，晚上下班没有看清楚路，被路边一根固定电线杆的铁线绊倒了，造成大出血。人昏迷了，急急忙忙送到盟医院抢救。当时的盟医院条件十分简陋，对这样危重的病人当班的医生束手无策。后来院长下了命令：死马当活马医，手术！温姨成了盟医院第一例子宫全切除手术的患者。仓促实施的手术效果可想而知，手术做了十个小时，输血两千毫升——大人的命是保住了，但手术的后遗症是腹腔粘连。盟医院是治不了了，转到北京医院，又做了两次手术，也只是达到了减轻粘连的作用。于是，她的身体彻底垮了，那一年她二十七岁。
温姨结婚后把父母接到身边，当时的七口之家也算是大家庭了，还要接济娘家和婆家生活困难的亲戚，家庭负担很重。虽然自己弱不禁风，作为一家之主，还要支撑着一大家子过日子。那个时候家家的日子都很困难，但温姨家的日子在她的调理下过得还是蛮有声色的。
首先是温姨手巧，会裁剪、会缝纫。全家人的衣服都是她自己做，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全家老老少少都穿得整整齐齐、体体面面的。大人的衣服穿旧了改成小孩的，大孩子穿小了改成小孩子的，实在不能改的衣服用浆糊打成袼褙做鞋子。温姨做衣服还会做出一些新样子：在胸前绣一朵花，给口袋按一个边，开一个别致的领口……每当她们家的孩子穿出一件新颖的衣服以后，就有家长拿着布料求温姨给她们孩子也裁一件。碰到不会做衣服的家长，温姨还要帮助做上。温姨家在吃的方面很注意应节气：正月十五炸元宵，二月二煮猪头肉，端午节包粽子，夏至冬至吃饺子，腊八喝腊八粥，过年要蒸上一坨年糕……每次这些好吃的做出了来，温姨都忘不了给我们家也送一些尝尝新鲜。
温姨家有一个不到半亩地的小菜园，是他们家调剂生活的重要基地。在园子里栽了葡萄、苹果、梨、栆，一到秋天硕果累累，吸引了不少嘴馋的孩子。我经常看见温姨蹲在地上侍弄园子，功夫不负有心人，小菜园也有丰厚的回报，新鲜的蔬菜一茬接着一茬地摆上了餐桌。最先下来的是韭菜、小萝卜，紧接着是青椒、西红柿、豆角、茄子……最后是白菜、胡萝卜。一年四季几乎不用去买菜，节省的开支不会小吧。
最重要的是温姨过日子会精打细算，她经常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布票不够用就到商店买布头，回来拼衣服；为节省粮票就到副食店买点心渣，给孩子们解解馋；买手绢做裤兜，买笼屉布做棉裤里……一颗白菜，菜心做菜，菜帮腌咸菜，菜根喂猪，猪饲料不够就发动家人到山上打猪草。每年过年都要杀一口猪，瘦肉做成腊肉，肥肉炼成油，全家七口人一直吃到六月份。过日子她总有一些新奇的办法，贫困的年代开发出了她的无穷智慧。
二、友谊带来的患难
俗话说，患难出友谊。可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疯狂的年代，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发生，是友谊把我们家和温姨家带进了患难。
我父母因为都来自牧区，日子过得比较粗糙，又兼刚刚进城，居家过日子难免缺东少西。东西一不凑手，就要到温姨家去借。今天借手推车，明天借秤盘子，后天油瓶子空了，也要去温姨家借豆油。亲戚朋友来了借行李，电线坏了借钳子，要蒸豆包借笼屉，筛米借筛子，洗衣服借大盆，衣服干了借熨斗……温姨的母亲说：老格（我母亲）不会过日子。温姨说，不是，咱们家是农耕文化，他们家是草原文化，过日子各家有各家的方法。要说挤牛奶、熬黄油、做奶豆腐、炒炒米咱们还不会呢。
东西有借有还，人一来一往，两家交往自然就多一些了。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娱乐活动，邻里之间保持着守望相助的传统。母亲和温姨对脾气谈得来，相互串门成了每天晚上的必修课。母亲经常坐在温姨家的椅子上与倚在被服垛的温姨有一句没一句地唠着家长里短……温姨的母亲也经常盘着腿坐在我们家的炕头上，嘴里叼着大烟袋摆着龙门阵，我在地下端茶倒水、划火点烟伺候着……家属院里的人都知道我们两家关系特别地好。
1968年的冬天，我父母被打成“内人党”都被关起来了，造反派还抄了我们的家，抄家当然是一无所获了。造反派突发奇想，断定“黑材料”一定藏在温姨家里，于是就把温姨的丈夫关进“牛棚”，把温姨家的三间草房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翻了个遍，又在葡萄架下挖了半天，大冬天的出了一身臭汗也没有收获，造反派灰溜溜地走了。临走放下一句话，让病休在家的温姨每星期到机关聆听一次讯问。有一天我在十粮店门前看见温姨让儿子用手推车推着往机关走，车子上铺了一片毡子，温姨披着一床棉被，瘦弱的身躯在棉被下冻得瑟瑟发抖。我向她问好，可能看出我有些担心，她对我说：“孩子别害怕，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缺德的人没好报！”
那一年过年，家里只剩下我们哥四个，都是孩子。除夕夜，温姨来到我们家。我说：“谢谢温姨来看我们！”她说，“他们（造反派）都是瞎胡闹，你爸爸妈妈是好人，总有一天会平反的。过年的东西置办怎么样了？”她拿出几个苹果分给我的几个弟弟。然后帮助我们剁馅和面包饺子，温姨包饺子是两手一块捏，一捏一个，一捏一个，非常地快，我学了半天也没有学会。为了逗弟弟们开心，她把饺子包成小鱼的模样、小兔的模样。最后包了一个大合子，嘴里念叨着：“和和气气吃饺子，开开心心过大年。”其实，我们心照不宣，大家都有一块石头压在心头。饺子下锅了，温姨踏着稀稀拉拉的鞭炮声消失在夜幕中……三、温姨变岳母
一、那时候我叫她温姨
1964年我十一岁，从一个小镇搬到赤峰。家刚刚安顿好，家里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给我的唯一印象是——瘦。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满大街都是瘦子，但是没见过还有这么瘦的人，衣服穿在她身上就像挂在衣服架子上，袖管空荡荡的，裤管空荡荡的，走起路来整个人像是在飘。客人坐在炕上和我母亲唠嗑，母亲让我叫她温姨。
客人走后，母亲说温姨是她在翁牛特旗工作时的老同志，当年她在翁牛特旗可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来到赤峰后得了一场大病，动了几次大手术身体垮了，你看现在瘦得皮包骨头了。
随着两家交往的增多，我对温姨的家世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温姨的父亲出生在河北省平泉县，念过几天私塾，也算粗通文墨，给一家大户当账房先生。后来这位财主在宁城县存金沟开了一处买卖，只身来到宁城县，娶妻涂氏生育四个子女。温姨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都已经成家。温姨有三个孩子，怀第四个孩子七个月的时候，晚上下班没有看清楚路，被路边一根固定电线杆的铁线绊倒了，造成大出血。人昏迷了，急急忙忙送到盟医院抢救。当时的盟医院条件十分简陋，对这样危重的病人当班的医生束手无策。后来院长下了命令：死马当活马医，手术！温姨成了盟医院第一例子宫全切除手术的患者。仓促实施的手术效果可想而知，手术做了十个小时，输血两千毫升——大人的命是保住了，但手术的后遗症是腹腔粘连。盟医院是治不了了，转到北京医院，又做了两次手术，也只是达到了减轻粘连的作用。于是，她的身体彻底垮了，那一年她二十七岁。
温姨结婚后把父母接到身边，当时的七口之家也算是大家庭了，还要接济娘家和婆家生活困难的亲戚，家庭负担很重。虽然自己弱不禁风，作为一家之主，还要支撑着一大家子过日子。那个时候家家的日子都很困难，但温姨家的日子在她的调理下过得还是蛮有声色的。
首先是温姨手巧，会裁剪、会缝纫。全家人的衣服都是她自己做，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全家老老少少都穿得整整齐齐、体体面面的。大人的衣服穿旧了改成小孩的，大孩子穿小了改成小孩子的，实在不能改的衣服用浆糊打成袼褙做鞋子。温姨做衣服还会做出一些新样子：在胸前绣一朵花，给口袋按一个边，开一个别致的领口……每当她们家的孩子穿出一件新颖的衣服以后，就有家长拿着布料求温姨给她们孩子也裁一件。碰到不会做衣服的家长，温姨还要帮助做上。温姨家在吃的方面很注意应节气：正月十五炸元宵，二月二煮猪头肉，端午节包粽子，夏至冬至吃饺子，腊八喝腊八粥，过年要蒸上一坨年糕……每次这些好吃的做出了来，温姨都忘不了给我们家也送一些尝尝新鲜。
温姨家有一个不到半亩地的小菜园，是他们家调剂生活的重要基地。在园子里栽了葡萄、苹果、梨、栆，一到秋天硕果累累，吸引了不少嘴馋的孩子。我经常看见温姨蹲在地上侍弄园子，功夫不负有心人，小菜园也有丰厚的回报，新鲜的蔬菜一茬接着一茬地摆上了餐桌。最先下来的是韭菜、小萝卜，紧接着是青椒、西红柿、豆角、茄子……最后是白菜、胡萝卜。一年四季几乎不用去买菜，节省的开支不会小吧。
最重要的是温姨过日子会精打细算，她经常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布票不够用就到商店买布头，回来拼衣服；为节省粮票就到副食店买点心渣，给孩子们解解馋；买手绢做裤兜，买笼屉布做棉裤里……一颗白菜，菜心做菜，菜帮腌咸菜，菜根喂猪，猪饲料不够就发动家人到山上打猪草。每年过年都要杀一口猪，瘦肉做成腊肉，肥肉炼成油，全家七口人一直吃到六月份。过日子她总有一些新奇的办法，贫困的年代开发出了她的无穷智慧。
二、友谊带来的患难
俗话说，患难出友谊。可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疯狂的年代，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发生，是友谊把我们家和温姨家带进了患难。
我父母因为都来自牧区，日子过得比较粗糙，又兼刚刚进城，居家过日子难免缺东少西。东西一不凑手，就要到温姨家去借。今天借手推车，明天借秤盘子，后天油瓶子空了，也要去温姨家借豆油。亲戚朋友来了借行李，电线坏了借钳子，要蒸豆包借笼屉，筛米借筛子，洗衣服借大盆，衣服干了借熨斗……温姨的母亲说：老格（我母亲）不会过日子。温姨说，不是，咱们家是农耕文化，他们家是草原文化，过日子各家有各家的方法。要说挤牛奶、熬黄油、做奶豆腐、炒炒米咱们还不会呢。
东西有借有还，人一来一往，两家交往自然就多一些了。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娱乐活动，邻里之间保持着守望相助的传统。母亲和温姨对脾气谈得来，相互串门成了每天晚上的必修课。母亲经常坐在温姨家的椅子上与倚在被服垛的温姨有一句没一句地唠着家长里短……温姨的母亲也经常盘着腿坐在我们家的炕头上，嘴里叼着大烟袋摆着龙门阵，我在地下端茶倒水、划火点烟伺候着……家属院里的人都知道我们两家关系特别地好。
1968年的冬天，我父母被打成“内人党”都被关起来了，造反派还抄了我们的家，抄家当然是一无所获了。造反派突发奇想，断定“黑材料”一定藏在温姨家里，于是就把温姨的丈夫关进“牛棚”，把温姨家的三间草房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翻了个遍，又在葡萄架下挖了半天，大冬天的出了一身臭汗也没有收获，造反派灰溜溜地走了。临走放下一句话，让病休在家的温姨每星期到机关聆听一次讯问。有一天我在十粮店门前看见温姨让儿子用手推车推着往机关走，车子上铺了一片毡子，温姨披着一床棉被，瘦弱的身躯在棉被下冻得瑟瑟发抖。我向她问好，可能看出我有些担心，她对我说：“孩子别害怕，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缺德的人没好报！”
那一年过年，家里只剩下我们哥四个，都是孩子。除夕夜，温姨来到我们家。我说：“谢谢温姨来看我们！”她说，“他们（造反派）都是瞎胡闹，你爸爸妈妈是好人，总有一天会平反的。过年的东西置办怎么样了？”她拿出几个苹果分给我的几个弟弟。然后帮助我们剁馅和面包饺子，温姨包饺子是两手一块捏，一捏一个，一捏一个，非常地快，我学了半天也没有学会。为了逗弟弟们开心，她把饺子包成小鱼的模样、小兔的模样。最后包了一个大合子，嘴里念叨着：“和和气气吃饺子，开开心心过大年。”其实，我们心照不宣，大家都有一块石头压在心头。饺子下锅了，温姨踏着稀稀拉拉的鞭炮声消失在夜幕中……三、温姨变岳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