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胡同
最近几天，上下班的路上，一直绕行一段正在拆迁修路的地段。因为正在施工，所以路很难走，而且还得注意安全。但是为了在记忆里留下（或者说拾起）曾经的经历。我还是走了数日，直至那三十多年前的痕迹完全被施工机械从世间抹去！
这段路曾经是一个非常冷僻的胡同，叫“五七”胡同。因为它的一侧是一座小学的院墙，一侧是为返城的“五七战士”盖的红砖房。当年在大家都住在几十年前（我家当时住的房子已经逾百年）的旧房子里，好羡慕这些新房子里的主人——返城“五七战士”。
也许现在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五七指示”，什么是“五七干校”，什么是“五七战士”。也许我欲留下（或者说拾起）的并非只是我个人的生活经历，而是那个年代的民族梦魇。大概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梦魇有什么值得怀念的！是啊，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没有苦哪来的甜。虽然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竭力履行一个炎黄子孙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常常针砭时弊，甚至因此遭到许多读者朋友的误会，认为我的心理灰暗。其实我是非常珍惜改革开放后得来的进步成果的。只是对于我亲爱的祖国有着更高的期望，故此象个恪尽职守的医生一样，去找寻这个寄予我全部希望的社会身上的每一点不健康。这是一个“医生”对职业最高境界的追求，是一个人对“生命（健康）”的渴望。是一个黄土地的子孙，对黄河文化的痴情。
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
“五七”干校是中国文革时期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名实相差悬殊，其实是一种“变相劳改”的场所，相当于纳粹的劳教集中营（劳教制度就是产生于纳粹德国，纳粹党既“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
这类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品级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战士”。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反动学术权威(当年所有学术权威不分任何差异都冠以“反动”二字，那是一个学术权威即反动的年代)……有的还拖家带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给城里或家乡的亲友代管。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国作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单位，连老弱病残除外的政策也被置于不顾，统统撵进干校；年纪最长的有七十（俞平伯）、六十（冰心、陈伯翰等）以上的人，丧失劳动力的、体弱的、深度近视的人就更多了。他们被不分年龄、性别，统统按照军队编制，编到划定的连、排、班去，由军宣队或工宣队管理。他们被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要“早请示、晚汇报（早晚对毛主席像说出自己一天想做的事，晚上再报告一天做的事）”，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甚至参加野营拉练。他们的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要求自食其力。有很多人因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
七十年代后期，“五七战士”开始返城。因为他们当年离开城市后，他们的住房都被充公，已经为他人所占有。所以本市为回城的“五七战士”找到一个偏僻的城郊结合部，给这些已经几乎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的“五七战士”建筑了这些平房，因此这些房前与那所小学的院墙之间的小路被称为“五七”胡同。我小学的音乐老师、高中时的语文老师都曾住在这些平房中。他们是夫妇二人，多年的劳动改造都没有磨灭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那交谊舞还被视为淫秽罪恶的时代，他们全家就“偷偷”在家里放唱片，跳交谊舞。当时，这条胡同是我上学的路之一，有时走到老师门前，就会听到若隐若现的舞曲声。也因此每次走到胡同口，就期盼着听到那美妙的乐曲。可能后来，他们发现外面能够听到，减小了音量。也就再也没有听到那节奏感明显的音乐了。
当年刚刚恢复高考，一些本校老师的子女（当时父亲就曾在我所就学的那所中学工作），就在放学后，集中到一起，由一些本校的“名师”指点学习。可是当时的教师很“本分”的，一定要在学校放学教师下班后才肯教我们学习。所以在冬季的晚上，我们几个“八旗子弟”学习结束就已经天大黑了。当年还不懂得什么是男子汉的我，却硬要充男子汉送几位“女学友”回家，这条“五七”胡同就是我们每天晚上的必经之路。当时这个胡同还完全是土路，遇到下雨，积水没踝。当年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背几位女伴过水坑，然后自己再穿着灌了包的鞋回家。
现在这几位当年的少女都已经为人母了，而且都学有所成。有一位已经成了全国知名大学的校长。要不是“五七”胡同拆迁，也勾不起我这段回忆。其实当年我们这些“八旗子弟”都是本校学生，本校老师在工作时间辅导本校学生本无可厚非。可是父辈们非要避瓜李之嫌，让我们放学下班后再贪黑接受辅导。当时学校的院墙是土拌草插的，有些地方已经为学生走成平道。可是父亲一代的老学究们，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都坚持几乎绕学校半圈，走正门。他们说：“君子不能逾墙而入！”可是如今，学校要安装摄像镜头，防止部分年轻教师逾墙早退（被合并来的初中教师常有跳墙早退的）。
改革开放后，这条“五七”胡同也是几经修筑。黄沙路改成柏油路，柏油路再改成方砖路。水坑没有了，可是胡同里的树与平房依旧。只是树越来越茂盛，红砖平房越来越陈旧。三十年过去了，树已经合抱之粗，令人羡慕红砖房，也已经成为城市的建筑遗迹。如今城市扩建，“五七”胡同被从本城抹掉了，可是“五七”带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梦魇却深植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深处。因此我常常在网上遇到一些年长的前辈，规劝我应该润色文字，不要让文章太锋芒外露。这些前辈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时下我们现实生活中文革余韵仍示完全消失。这是网络暴力的重要根源之一。
这段路曾经是一个非常冷僻的胡同，叫“五七”胡同。因为它的一侧是一座小学的院墙，一侧是为返城的“五七战士”盖的红砖房。当年在大家都住在几十年前（我家当时住的房子已经逾百年）的旧房子里，好羡慕这些新房子里的主人——返城“五七战士”。
也许现在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五七指示”，什么是“五七干校”，什么是“五七战士”。也许我欲留下（或者说拾起）的并非只是我个人的生活经历，而是那个年代的民族梦魇。大概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梦魇有什么值得怀念的！是啊，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没有苦哪来的甜。虽然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竭力履行一个炎黄子孙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常常针砭时弊，甚至因此遭到许多读者朋友的误会，认为我的心理灰暗。其实我是非常珍惜改革开放后得来的进步成果的。只是对于我亲爱的祖国有着更高的期望，故此象个恪尽职守的医生一样，去找寻这个寄予我全部希望的社会身上的每一点不健康。这是一个“医生”对职业最高境界的追求，是一个人对“生命（健康）”的渴望。是一个黄土地的子孙，对黄河文化的痴情。
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
“五七”干校是中国文革时期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名实相差悬殊，其实是一种“变相劳改”的场所，相当于纳粹的劳教集中营（劳教制度就是产生于纳粹德国，纳粹党既“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
这类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品级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战士”。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反动学术权威(当年所有学术权威不分任何差异都冠以“反动”二字，那是一个学术权威即反动的年代)……有的还拖家带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给城里或家乡的亲友代管。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国作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单位，连老弱病残除外的政策也被置于不顾，统统撵进干校；年纪最长的有七十（俞平伯）、六十（冰心、陈伯翰等）以上的人，丧失劳动力的、体弱的、深度近视的人就更多了。他们被不分年龄、性别，统统按照军队编制，编到划定的连、排、班去，由军宣队或工宣队管理。他们被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要“早请示、晚汇报（早晚对毛主席像说出自己一天想做的事，晚上再报告一天做的事）”，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甚至参加野营拉练。他们的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要求自食其力。有很多人因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
七十年代后期，“五七战士”开始返城。因为他们当年离开城市后，他们的住房都被充公，已经为他人所占有。所以本市为回城的“五七战士”找到一个偏僻的城郊结合部，给这些已经几乎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的“五七战士”建筑了这些平房，因此这些房前与那所小学的院墙之间的小路被称为“五七”胡同。我小学的音乐老师、高中时的语文老师都曾住在这些平房中。他们是夫妇二人，多年的劳动改造都没有磨灭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那交谊舞还被视为淫秽罪恶的时代，他们全家就“偷偷”在家里放唱片，跳交谊舞。当时，这条胡同是我上学的路之一，有时走到老师门前，就会听到若隐若现的舞曲声。也因此每次走到胡同口，就期盼着听到那美妙的乐曲。可能后来，他们发现外面能够听到，减小了音量。也就再也没有听到那节奏感明显的音乐了。
当年刚刚恢复高考，一些本校老师的子女（当时父亲就曾在我所就学的那所中学工作），就在放学后，集中到一起，由一些本校的“名师”指点学习。可是当时的教师很“本分”的，一定要在学校放学教师下班后才肯教我们学习。所以在冬季的晚上，我们几个“八旗子弟”学习结束就已经天大黑了。当年还不懂得什么是男子汉的我，却硬要充男子汉送几位“女学友”回家，这条“五七”胡同就是我们每天晚上的必经之路。当时这个胡同还完全是土路，遇到下雨，积水没踝。当年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背几位女伴过水坑，然后自己再穿着灌了包的鞋回家。
现在这几位当年的少女都已经为人母了，而且都学有所成。有一位已经成了全国知名大学的校长。要不是“五七”胡同拆迁，也勾不起我这段回忆。其实当年我们这些“八旗子弟”都是本校学生，本校老师在工作时间辅导本校学生本无可厚非。可是父辈们非要避瓜李之嫌，让我们放学下班后再贪黑接受辅导。当时学校的院墙是土拌草插的，有些地方已经为学生走成平道。可是父亲一代的老学究们，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都坚持几乎绕学校半圈，走正门。他们说：“君子不能逾墙而入！”可是如今，学校要安装摄像镜头，防止部分年轻教师逾墙早退（被合并来的初中教师常有跳墙早退的）。
改革开放后，这条“五七”胡同也是几经修筑。黄沙路改成柏油路，柏油路再改成方砖路。水坑没有了，可是胡同里的树与平房依旧。只是树越来越茂盛，红砖平房越来越陈旧。三十年过去了，树已经合抱之粗，令人羡慕红砖房，也已经成为城市的建筑遗迹。如今城市扩建，“五七”胡同被从本城抹掉了，可是“五七”带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梦魇却深植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深处。因此我常常在网上遇到一些年长的前辈，规劝我应该润色文字，不要让文章太锋芒外露。这些前辈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时下我们现实生活中文革余韵仍示完全消失。这是网络暴力的重要根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