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阴差阳错
张先生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出生於1948年5月8日，今年照理应是66周岁，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可身份证、户口簿与事实却大相径庭。出生时间一栏竞赫然标明“1942年5月8日”。
这样，张先生不仅比两个姐姐“胜出”，而且比出生於1944年的哥哥还大出两岁，荒唐到实际上的弟弟“后来居上”，经过不知什么环节上的“阴差阳错”，居然变成了法律上认可的“长子” 。
如果在生活上显得滑稽荒唐、贻笑大方，那么也就罢了。问题是这错误的年龄，改变了张先生的一生，带来了非同小可的消极影响。
1978年11月张先生即将随汹涌澎湃的上山下乡知青回城大潮一起回到心驰神往、日夜思念故乡，他兴奋得几夜都没睡安身。
可做梦也没想到还没回城，就在这节骨眼上，横生枝节，鬼使神差，年龄超标,遭遇“卡壳” 。仿佛冥冥之中，命运之神与他开起玩笑，存心搞点恶作剧似的。
这当中心急如焚的除了他本人，莫过于牵肠挂肚的伯父。张先生六十年代靠伯父抚养教育，长大成人,患难与共生活了四、五年。
65年他中学毕业,怀揣满腔热情,告别伯父, 只身投进上山下乡激流，义无反顾地以荆燕子、董加耕为榜样，沿着他们走过的光辉道路, 决心到广阔天地经受锻炼，插队落户, 接受“再教育”。一去就是漫漫13年，现在早达到“三十而立” 男大当婚的年纪，可娶妻生子，实现人生的完整,似乎比登天还难。除了其他条件，年龄虚大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伯父眼看自已年事己高，寿命有限，“上接碧落下黄泉，两眼茫茫皆不见” 。如果再不把张先生调回原藉，那么恐怕“过了这个村,再也没有这个店”,今后难有调回机会了。
他一想到这些，心里更加内疚和自责,不由得一阵长吁短叹。孩子是从自己这里背井离乡的，让张先生调回城，他认为既是他有生之年义不容辞的责任, 也是他的梦寐以求的多年夙愿。
但据反馈的信息，由于张先生年龄有误，超过劳动局招工上限年龄35周岁，故而回城只得暂时“搁浅”。 那时，是先有招工接受单位，然后才可办理回城户口迁移手续。
伯父苦口婆心，费尽口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嘴唇磨出血腥气，一再解释，但是人脉有限，亳无结果。说来说去，对方干部还是一句话，“除非你去派出所，纠正你侄子的年龄。”
眼看着每天一批又一批的天南地北、朝夕相处的同伴，兴高采烈地踏上回城的归途，剩下的知青，犹如“黄鼠狼看鸡，越看越稀。”张先生是愁肠百结、忧心如焚，他难免“望风落泪，对月伤怀”。
他想：一生的路还很长，将来还要恋爱、结婚，成家立业，难道这改变命运的机遇，再次与我失之交臂？难道我命中注定一辈子“修地球” ？当时，张先生别提心中多么的郁闷、纠结与憋屈！
倏然，张先生想到：以档案来证明实际年龄，岂不简单实用，颇具说服力！什么年龄上小学、什么年龄上初、高中，不就自然推算出当时的真实年龄啊！哪是铁炮也轰不掉的历史事实呀！
可谁知，他自认的一套“形之有效”的理论，市劳动局根本不认同，压根儿行不通。劳动局干部说，人的年龄只有户口簿最权威，其他都不算数。何况档案里的材料、内容不少也是自已填的。
仅管,他们看过张先生的档案材料，也承认户口上肯定存在错误。因为他的嫡亲哥哥，仅出身在1944年，并且知青中实在找不出张先生这样“高龄”的老知青，但劳动局干部坚持要“派出所的纠错证明”，丝毫并无改口的意思，还说这是“乌龟的屁股——规定”，这叫“合理不合法”，“天王老子”也不可越雷池一步。
张先生所蹲的农场是建设兵团编制，知青都是集体户口，谁的年龄有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差错，只有参军、上大学、招工，才会发现和重视，平时抑或“掉以轻心”， 再说那种“鲤鱼跳龙门”的好事从来轮不上他，所以，张先生一直蒙在鼓里，浑然不知。连到哪个派出所纠正，都找不到方向。
何况年代久远，又经“文革”动乱，早已世事变迁、物是人非。要查出原始材料上，“以讹传讹”的源头，实现“在哪个派出所出错，由哪个派出所纠正” 的程序规定，宛如盲人骑瞎马，寸步难行。
更要命的是张先生饱经忧患，命运多舛，下乡务农之前他已几经辗转，颠沛流离，求学期间，监护人多次变更，他仿佛成了体育比赛中的“接力棒”。
“萍水客舟,霜重钟残”。小小年纪一会儿由如皋舅舅启蒙，一会儿又由如东古镇的祖父、祖母呵护，一会儿又由南通伯父抚养。张先生每回变更监护人，不同的辖区，派出所也不一样。
户口经过一市、二县、三地，四、五个派出所多次迁出、迁进手续，所以，要在短时间内纠正谬误，“解铃还需系铃人”， 发现问题到底出在哪个派出所，并非易事，而且也不现实，工作量之大不啻一个“系统工程”。
根据张先生仪表局供职的远房亲戚的提议：“性急吃不下热豆瘸。”先不急于落实单位，以“困退”的名义调上来作为“重中之重”、“当务之急”，然后，再从长计议，设法安排工作。
终于，伯父采纳了亲戚建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将张先生从栉风沐雨十三年的农场上调回市内。
张先生回城后，待业半年，调上来的知青都分配在国营企业,伯父少不了托人找关系、打通关节，好不容易才落实了集体所有制工作单位。
可几经执着追寻和努力，年龄疑云仍是无头案，因无法确定是哪个派出所搞错，查无实据，迟迟不能“拨乱反正”，给他的以后的恋爱、婚姻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和苦恼。
80年代，张先生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的28岁姑娘，两人一见钟情，一拍即合，犹如“干柴遇烈火” ，很快就发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
这样，张先生不仅比两个姐姐“胜出”，而且比出生於1944年的哥哥还大出两岁，荒唐到实际上的弟弟“后来居上”，经过不知什么环节上的“阴差阳错”，居然变成了法律上认可的“长子” 。
如果在生活上显得滑稽荒唐、贻笑大方，那么也就罢了。问题是这错误的年龄，改变了张先生的一生，带来了非同小可的消极影响。
1978年11月张先生即将随汹涌澎湃的上山下乡知青回城大潮一起回到心驰神往、日夜思念故乡，他兴奋得几夜都没睡安身。
可做梦也没想到还没回城，就在这节骨眼上，横生枝节，鬼使神差，年龄超标,遭遇“卡壳” 。仿佛冥冥之中，命运之神与他开起玩笑，存心搞点恶作剧似的。
这当中心急如焚的除了他本人，莫过于牵肠挂肚的伯父。张先生六十年代靠伯父抚养教育，长大成人,患难与共生活了四、五年。
65年他中学毕业,怀揣满腔热情,告别伯父, 只身投进上山下乡激流，义无反顾地以荆燕子、董加耕为榜样，沿着他们走过的光辉道路, 决心到广阔天地经受锻炼，插队落户, 接受“再教育”。一去就是漫漫13年，现在早达到“三十而立” 男大当婚的年纪，可娶妻生子，实现人生的完整,似乎比登天还难。除了其他条件，年龄虚大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伯父眼看自已年事己高，寿命有限，“上接碧落下黄泉，两眼茫茫皆不见” 。如果再不把张先生调回原藉，那么恐怕“过了这个村,再也没有这个店”,今后难有调回机会了。
他一想到这些，心里更加内疚和自责,不由得一阵长吁短叹。孩子是从自己这里背井离乡的，让张先生调回城，他认为既是他有生之年义不容辞的责任, 也是他的梦寐以求的多年夙愿。
但据反馈的信息，由于张先生年龄有误，超过劳动局招工上限年龄35周岁，故而回城只得暂时“搁浅”。 那时，是先有招工接受单位，然后才可办理回城户口迁移手续。
伯父苦口婆心，费尽口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嘴唇磨出血腥气，一再解释，但是人脉有限，亳无结果。说来说去，对方干部还是一句话，“除非你去派出所，纠正你侄子的年龄。”
眼看着每天一批又一批的天南地北、朝夕相处的同伴，兴高采烈地踏上回城的归途，剩下的知青，犹如“黄鼠狼看鸡，越看越稀。”张先生是愁肠百结、忧心如焚，他难免“望风落泪，对月伤怀”。
他想：一生的路还很长，将来还要恋爱、结婚，成家立业，难道这改变命运的机遇，再次与我失之交臂？难道我命中注定一辈子“修地球” ？当时，张先生别提心中多么的郁闷、纠结与憋屈！
倏然，张先生想到：以档案来证明实际年龄，岂不简单实用，颇具说服力！什么年龄上小学、什么年龄上初、高中，不就自然推算出当时的真实年龄啊！哪是铁炮也轰不掉的历史事实呀！
可谁知，他自认的一套“形之有效”的理论，市劳动局根本不认同，压根儿行不通。劳动局干部说，人的年龄只有户口簿最权威，其他都不算数。何况档案里的材料、内容不少也是自已填的。
仅管,他们看过张先生的档案材料，也承认户口上肯定存在错误。因为他的嫡亲哥哥，仅出身在1944年，并且知青中实在找不出张先生这样“高龄”的老知青，但劳动局干部坚持要“派出所的纠错证明”，丝毫并无改口的意思，还说这是“乌龟的屁股——规定”，这叫“合理不合法”，“天王老子”也不可越雷池一步。
张先生所蹲的农场是建设兵团编制，知青都是集体户口，谁的年龄有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差错，只有参军、上大学、招工，才会发现和重视，平时抑或“掉以轻心”， 再说那种“鲤鱼跳龙门”的好事从来轮不上他，所以，张先生一直蒙在鼓里，浑然不知。连到哪个派出所纠正，都找不到方向。
何况年代久远，又经“文革”动乱，早已世事变迁、物是人非。要查出原始材料上，“以讹传讹”的源头，实现“在哪个派出所出错，由哪个派出所纠正” 的程序规定，宛如盲人骑瞎马，寸步难行。
更要命的是张先生饱经忧患，命运多舛，下乡务农之前他已几经辗转，颠沛流离，求学期间，监护人多次变更，他仿佛成了体育比赛中的“接力棒”。
“萍水客舟,霜重钟残”。小小年纪一会儿由如皋舅舅启蒙，一会儿又由如东古镇的祖父、祖母呵护，一会儿又由南通伯父抚养。张先生每回变更监护人，不同的辖区，派出所也不一样。
户口经过一市、二县、三地，四、五个派出所多次迁出、迁进手续，所以，要在短时间内纠正谬误，“解铃还需系铃人”， 发现问题到底出在哪个派出所，并非易事，而且也不现实，工作量之大不啻一个“系统工程”。
根据张先生仪表局供职的远房亲戚的提议：“性急吃不下热豆瘸。”先不急于落实单位，以“困退”的名义调上来作为“重中之重”、“当务之急”，然后，再从长计议，设法安排工作。
终于，伯父采纳了亲戚建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将张先生从栉风沐雨十三年的农场上调回市内。
张先生回城后，待业半年，调上来的知青都分配在国营企业,伯父少不了托人找关系、打通关节，好不容易才落实了集体所有制工作单位。
可几经执着追寻和努力，年龄疑云仍是无头案，因无法确定是哪个派出所搞错，查无实据，迟迟不能“拨乱反正”，给他的以后的恋爱、婚姻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和苦恼。
80年代，张先生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的28岁姑娘，两人一见钟情，一拍即合，犹如“干柴遇烈火” ，很快就发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
